反传统：《情人》文本呈现的“新小说”因子

谢姗姗

摘 要：新小说派是兴起于法国，风靡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个现代主义流派。它以反传统小说创作手法为宗旨，消解人物，回避现实，颠覆理性。198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横空出世，被世人称作是“一部大众化爱情巨著”，这部源于爱情又高于爱情的作品呈现出“新小说派”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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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玛格丽特·杜拉斯 《情人》 反传统 新小说

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中篇小说《情人》虽算不上新小说派的扛鼎之作，但所呈现出的“新小说”因子标志着它的创作是受新小说派理念影响的。本文试图从挑战权威的道德观念、亦真亦幻的模糊美感、时空交换的零散结构、颠覆理性的无深度叙事模式四个方面来挖掘《情人》文本中的“新小说”因子。

一、挑战权威的道德观念

道德，是代表社会正面价值取向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法属越南殖民地，权威的道德观念是中规中矩的，有身份、肤色、贫富之分。而《情人》文本却敢于在三个方面挑战权威的道德观念：

一是爱恋双方的差异性。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是来自殖民地下层社会的纨绔子弟，一个是来自殖民国上流社会的白人少女，肤色、贫富、来源地的差异都说明二者是不属于同一个世界的。他们相识自然为当时权威道德观念所不容的，更别说相知相恋了。杜拉斯敢于选取这样的恋爱双方，并谱写出一曲令人动容的爱情悲歌，反抗精神可见一斑。

二是“我”对“爱”“欲”的原初性体验。也许是久居贫困的缘故，“爱”，在“我”看来，与获得金钱的途径并无二致，“我说我想要他，他的钱我也想要，我说当初我看到他，他正坐在他那辆汽车上，本来就是有钱的，那时候我就想要他”。而且，“我”是没有羞耻之心的，“我认为他有许多许多女人，我喜欢我有这样的想法，混在这些女人中间不分彼此”。“他把我当作妓女，下流货，他说我是他的唯一的爱，他当然应该那么说，就让他那么说吧。”显然，“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与“情人”对等的恋爱对象，而是甘愿沦为娼妓、放荡女一类，这明显不符合传统的道德观念。而关于“欲”，“我要求他再来一次，再来再来”，这是赤裸裸的原始情欲。而“对大哥的恨而引起的欲望，对母亲的同情而引起的欲望，对同伴海伦的嫉妒而引起的欲望”，这是恶狠狠的杀人的欲望，“我”对“爱”“欲”的体验是极度畸形的。

三是“情人”对“我”年轻肉体的迷恋。“情人”成熟稳重，却对尚未发育成熟的“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第一次见面他递给我香烟跟我搭话时，就流露出一个成年男性对未成年女性新鲜肉体的渴求。这种“老少配”在当今社会都会引起骚动，更别提在当时的法属越南殖民地。“情人”之所以选择这种刺激，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抗拒父亲的专制，只能屈从千年的封建礼教，只能给与他所迷恋的姑娘一种‘抽象的爱’，‘仪式般的爱’”，以另一种方式宣泄对传统道德的不满。但肉体的交换永远没有办法拯救真正的爱情，“离别的日期尽管为时尚早，但是分别一经确定下来，他对于我，对于我的肉体，就什么也不能了”。所以，尽管宣泄了，却是苍白无力的。

二、亦真亦幻的模糊美感

（一）“情人”形象虚无缥缈

“新小说”派往往持这样的观点：“当人物变得生动自如而逼真时，以人物为支架的心理刻画就会丧失深刻的真实性，因此要避免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小说必须尽量不提供有关人物的标志，因为读者会出于自然倾向，不由自主地抓住这些标志来制造出一些具有逼真感假象的人物。今天新小说里，人物为什么只剩下一个影子，原因就在于此。”文本中，“情人”的形象就好似这样一个影子，读者对他的姓名、外貌、事业、喜好等一无所知，闭上眼睛唯一形成的影像就是坐高档轿车，戴昂贵钻戒，屈从于父亲又依恋于白人少女的华人阔少。这样消解人物形象，反而引发了读者对这个“中国情人”更多的遐想。

（二）爱情故事暧昧不清

1.文本内

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是纠结于爱与不爱的矛盾体：男对女，是对肉欲欢愉的追求以及对传统大家长的反抗，这不是爱，但阔别多年之后他给她打来电话：“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发自内心的表白，这是爱；女对男，是对金钱的渴求以及对贫困的惧怕，如果不是为了钱，她可以和任何一个男人结婚，这不是爱，但“杜拉斯无法忍受自己的初恋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那个猥琐、丑陋的男人形象留存下来”，“给读者展示的是一个符合众多女性心目中定义的情人：富有、英俊、浪漫多情而又温柔体贴”，所以她眼中的中国情人的形象是美好的，高大的，这是爱。“在‘我’和‘情人’之间，‘我’既不付出情感，也不需求、不认同对方的情感付出”，那么这种灵肉分离的感受到底是不是爱呢？作者始终以一种暧昧不清的态度讲述，读者无法去分辨清楚，也不需要去分辨清楚，因为爱情本身就是纠结的。

2.文本外

“任何道德都是教出来的，作家的道德，就是保持自己的本色。”杜拉斯如是说。所以，《情人》的创作灵感或多或少来源于杜拉斯的生活经历，贫困的家境、高贵的白人身份、放荡不羁的行为、“我”的身上或多或少留下了杜拉斯的烙印。“我”想赢得母亲的重视，“我”与中国情人的虐恋，“我”对大哥的深恶痛绝，“我”对小哥哥近乎神圣的爱，这一切好像都是杜拉斯经历过的，读者“始终看不穿猜不透杜拉斯讲述的这个东方恋情亦真亦假，然而杜拉斯也并未做出任何解释，依然自顾自的沉浸在一种玄幻而真实的讲述中”。

（三）文本主题扑朔迷离

“爱情”也许算得上《情人》的一个主题，从头到尾讲述了中国情人与白人少女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恋，从相恋到相许的过程。双方悬殊的身份背景，家人的极力干预反对，恋人被迫分开却彼此牵挂，这些情节似乎都有着传统爱情故事的影子，但却摆脱了传统爱情主题中的大团圆结局（如“三言”爱情小说）和悲剧性结局（如《红楼梦》）。男女主人公没有在一起，这不完满，但中国情人最后的电话以及杜拉斯平淡的叙述语气却也没透露出一丝丝悲伤的意味，这里的爱情主题不同于传统的爱情主题。另外，文本除了讲爱情，还讲了与母亲和两个哥哥的亲情，讲了与海伦的友情，甚至有“对死亡的讨论，对不朽的追求”，“她通过自己兄弟的病逝逐渐认识到，不朽就是朽，不死就是死，不死也可以死去，它已经发生过，并且正在发生。肉体的毁灭不会阻挠世界的运转，死亡是一切的开始。不死寄居在人的灵魂中，通过肉体的逝去从而体现生命的永恒。”文本的主题绝不拘泥于爱情一个，但要讲清楚究竟还涵盖了些什么，就要依靠读者丰富的想象力了，毕竟“想象力与经验一样，有它存在的权利”。

三、时空交换的零散结构

米兰·昆德拉曾说：“现在的西方文学，是躲在头脑里关于自我的询问和回答，而个性化写作则是把原本从个人头脑中折射出来的广阔空间肢解成了碎片。”这在杜拉斯的《情人》文本中也有较好的体现：一是叙述人称（身份）的转换：乍一看，这是一位八十岁的老妇人对青涩恋情的美好回忆，又一看，这是一个年芳十八的妙龄少女对容颜老去的感叹与追忆，细一看，这又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纯真女孩对“灵与肉”的初体验，叙述身份在老妇人、十八岁少女、十五六岁女孩三者之间自由转换，造成时空混乱的错乱感。同样的，文本多数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来结构全文，尽管没有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述视角那么完美，但以“我”的亲诉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摒弃已有的学识、观念，纯粹地感同身受，就像娜塔丽·萨罗特所说的：“从读者那里收回他旧有的贮存，尽一切可能把他吸引到作者的世界中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把第一人称的‘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既有效又方便的办法。”当然，文本中也偶尔插入第三人称叙述，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来审视他和她的感情纠葛，以“她”母亲的绝望与变态，平添一丝陌生感。二是有意识地打破与组接序列，文本自觉采用回忆、倒叙、插叙等不同的叙述方法，没有从头到尾、完完整整地讲述一个故事。整个叙述过程是杂乱无章的，是跳跃性的，是打破时空顺序的，但将文本整个读下来以后，又能捋顺中国情人与白人少女的爱情主线，白人少女与家人的爱恨，中国情人的父亲对这段虐恋的干预等等，尽管零散，却并不影响阅读效果。杜拉斯就是这样“熟练而频繁地运用多重蒙太奇手法，突破传统小说的时空意识”，就是这样在过去、现在、幻想中来去自如，给人陌生化、奇异化的感受，又给人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

四、颠覆理性的无深度叙事模式

这里沿用的是学者木子在《“新小说”派观念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一文中的观点，他认为：“所谓‘深度’，实际上指的是古典小说结构中潜藏着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有时隐藏得很深”，但“《情人》并没有潜藏着什么，它的全部意义都化为信息传递给读者，那就是爱情本身”。的确如此，纵使《情人》文本里提及了种族问题、殖民问题、家庭问题、爱憎问题、教育问题、死亡、绝望等问题，但都如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主线仍然是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这就是新小说派所主张的“回避社会问题，重在揭示世界和人生的荒诞”。倘若杜拉斯采用的是张扬理性的深度叙事模式，说理和讲故事同样透彻，读者是否还能和这样一位曲高和寡的女作家达到思想的共鸣，笔者以为答案是否定的。

毋庸置疑，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是艰涩难懂的，读者不得不多次释卷重读。但正是因为这颠来倒去的时空、虚实交错的情节、摆脱理性的叙事，给文本多处留白，给读者带来一种意犹未尽的美感。这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独特的叙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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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姗姗 湖南师范大学 410000）